黄金时代是怎样的时代,萧红给萧军写信

2019-11-09 02:07 来源:未知

跋涉于自由中

你可能像我一样,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萧红的书,哪怕是其最著名的《呼兰河传》或者是《生死场》。但你肯定读过萧红的作品: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火烧云》就出自她手,至今还在。不用惊讶,这篇文章就是萧红所作--她的细腻善感丰富的想象力皆跃然纸上, 比起同一时代的大师们诸如鲁迅矛盾巴金等的文字要平易近人得多.但萧红短暂凄苦的人生与复杂的情感经历,却是很多当代文青愿意关注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存在,《黄金时代》惨淡的票房会更惨淡。 可是在目前的中国,真正的文艺青年太少,更多的是去酒吧找邂逅或者整天感叹“再不去西藏就老了”的伪文青--- 在这个只关心黄金的时代,大家更愿意把钱花在快餐上--文化的美食的感官的……那些短暂的刺激。

廖伟棠

所以,大师级的许鞍华大可以一笑而过。她用心了,只是她与投资方可能不大明白,一干当红的明星,一个不错的话题,在努力将4个小时的初剪电影压缩成3个小时后,仍然鲜有人为这部电影点赞。70岁的许导有很多成名作,最著名的是《桃姐》与《天水围的日与夜》。其作品自有风格,简单却回味无穷。但那个周日的下午, 300个座位的电影厅,只有8个人在那里享受这高档的音响,帅哥美女演绎话剧版的萧红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是的,这不是《色戒》,这里不会观者云集。冷清凄凉的的场景才是萧红真实生活的反映, 嚼着爆米花,喝着冰可乐,请不要来这里。哪怕是二萧第二次见面就滚床单,你啥也看不到。

黄金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中国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吗?或者说,萧红那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何谓?
萧红在自我放逐的日本写信给萧军,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看了电影去查找萧红书信集,才看到后面还有一句:“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中过的。”
这难道不完美地阐释了狄更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吗?这句话或许不是并列的结构,而是在最坏中才能逼现出最好的意义来——在一个讲座上,许鞍华说如今是拍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时机——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我们挣扎于一间间新造的铁屋,这时回看萧红的自由选择与承担,我们起码得以闻见犹如鲁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里敲击城堡的铁墙的匕首所发出的声音,可以知道无论什么时代,怀抱自由的人并不孤单,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终存在。
关於时代,鲁迅还有这一句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想必萧红也熟悉这一句话,鲁迅先生说的简直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丶萧军丶端木蕻良丶白朗丶聂绀弩丶蒋锡金丶骆宾基等等。时代永远都是可诅咒的,而恰恰因为这些青春的搏击把它锤炼成为黄金时代。
刚看完《黄金时代》时,我颇有无语凝噎之慨,不但为萧红耿耿於怀,也为了那个被战火腰斩了的时代。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个青春的时代如此夭折,萧红也是其象征。纵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沦终无可挽回,《黄金时代》中间有一个镜头,也许是从漂泊南下的萧红眼中看出去的,一条挤满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萧红曾两次引用的《吊古战场文》里那句“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兮,风悲日曛。”的景象——看到这个镜头,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强悍的,那个青春的时代与奋力追求自由的萧红是伟大的,一部自由的电影,才称得上两者的伟大。
许鞍华的电影,是真正的为萧红一辩,为被否定了的那个“旧时代”一辩。依照成皇败寇的逻辑,一生陷於情感纠纷丶死於31岁的丶“半部红楼”未能写完的萧红是失败者,同样,那一个脆弱的黄金时代也是失败的。然而在电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机,即使是将要死去的婴儿也曾伸手证明着生的有理,这也未尝不是萧红的力量,这力量源自《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里的草莽与天真,也源自《商市街》里波希米亚人那样的任性狂狷。鲁迅先生和萧红们奋力在这千年铁屋凿开了一星星的气孔,后来铁屋又以另一种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来的人失败了。
萧红的文字或者许鞍华的镜头里,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这一两个场景:晚年的萧军或者端木,在典型的老干部套间里,仅以追忆萧红为余生寄托。但电影中更多的是这样的瞬间:每一个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中,共赴国难,此间相携相呼相闻,莫非友声。骤山骤水,每一地的辗转都带来新的聚合,聂绀弩在西安的豁达丶蒋锡金在武汉的仗义丶骆宾基在香港的忠诚,这些都是萧红从那时代得到最温暖的回馈——不只是回馈她的才华,也是回馈她为人的真实坦荡。
电影强调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也正是强调那个“黄金时代”唯一符合古人为“盛世”设下的条件:“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忆昔》)。而镜头背後的导演,从一开始访问式的叙事,也是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恳切,那些会突然在故事中停下来进行独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难者也是最终超离生死场的鬼魂,他们全知全能的叙述和评点,不只是为了“说此平生”,在他们梦寐一般的神情和语气之间,可以感到萧红的鬼魂也与他们同在,只是最后“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的不是早逝梦回的萧红,而是这些在岁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战士。
萧红与民国同龄,逝於亡国前夕,她的传记注定是一个人担当起历史的史诗,但萧红向来对现实与历史有其极其独特的书写方法,正如鲁迅在《生死场》序言敏锐地指出的,是“越轨的笔致”。《黄金时代》中,许鞍华的电影语言也尝试秉承这一“越轨的笔致”,自由穿梭於某种相对於主流电影的陌生化间离效果(颇得布莱希特之风)丶不使用点与线而是用分岔的网络来组织时间,这样下来的三小时绝不冷场,而是在在都有缘起缘灭,就像海上不息的浪头一样。
这样大手笔,“心窄”(萧红语)的观众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致於竟然有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观影之后,认为这样一部追忆似水流年的电影琐碎丶缺乏所谓的戏剧冲突,此论颇能显出小时代的小观众的眼界。这倒让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为《呼兰河传》的风格一辩:“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这不像极了诟病《黄金时代》的那些小影评吗?——茅盾继而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於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黄金时代》也像一部叙事诗,不少镜头甚至能让人想起苏联时代某些好电影,有了亮有沈郁,有犀利有温柔,终究超越意识形态的捆绑——就像萧红本人一样。这是一部真正从风格上呼应萧红的写作风格丶呼应《呼兰河传》的自由的电影,正如许鞍华自道是“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北京单向空间的讲座上的发言),萧红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潜意识里感觉到自身生命与国家命运的急不及待,所以拼命地写作——也随心所欲地实验语言的自由。
书写,这是介乎于沉默与呐喊之间的一种“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驶离临汾革命根据地的列车上的萧红与端木,也包括留下丶日後默默记下延安日记的萧军。在别人期待她拍摄时代的喧嚣的时候,许鞍华拍出了大时代的寂寞来,也许亦是萧红的啓迪,正是那源自东北漠漠雪原包围中一个后花园里的寂寞,使萧红始终有别於同时代左翼作家的乐观好斗,冷静地审视人性在极端条件下那些丰富的矛盾。
萧红故后又七十年,中国文化还有黄金时代吗?也有很多文学人期许甚至认定,这些年中国已经进入文艺复兴,回归一个本来就没有的“黄金时代”。我不能不说这是微博时代的幻觉,微博上面各种信息汹涌,各种意见领袖和被领袖者也非常繁荣,大有民智已开的错觉。普遍犬儒的作家们以为一个不劳而获的好时代来了,他们只需要在微博上丶网路上就可以擭取时代精神,只要记录一切乱象,就自然成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他们忘记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严峻,始终追随着我们。认定了这是一个“铁渣的时代”(语出自木推瓜乐队《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倒是有可能觉悟文艺何为。萧红她们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其时乱世政府尚存审查漏洞(不是民国怀旧者想像的健全民主)丶民间对写作者也尚存基本的敬重,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代人的狂飙突进,不甘心在中国困顿的一滩死水中沉沦,她们以知识份子本应持有的独立丶高贵精神,自己把自己打造成白银或黄金,继而赋予了一个本质上也是铁渣的时代一根骄傲的脊骨。
今天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这一部《黄金时代》,也让我们问一句香港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吗?容留过流亡至此的萧红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过黄金时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义者逼入虚无的香港又似乎没有。黄金时代毕竟是自证的,如此关头,我们也正好像萧红那样省察这个时代为什么可诅咒,而其可诅咒中又有什麽可以被撞击锤炼,使我们得以跋涉于我们的自由。

简单地说,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值得一看。很多朋友听到了三个小时的放映时间以及一些负面的评价,有些犹豫。其实没有必要,做你想做的事情,三个小时是你人生的一瞬,但你的这一瞬,却是萧红以及她的朋友们的一生。我相信,不会有人比许鞍华导演拍出更好的萧红来。至少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不会有这么高水准的文艺片

1936年的11月19日的日本,萧红给萧军写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是代吗?’”。 萧红远赴日本实属无奈,当时刚刚文坛走红的二萧却因萧军与文学青年陈涓产生感情纠葛而出现裂痕。但视写作为信仰的萧红恰恰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远离国内的阶级斗争,有更宁静的环境来写作与思考。只是,这“黄金时代”太短暂,半年之后,不得不因为萧军的另一段感情事故又折返到大上海的漩涡之中。回想起来,自此以后,萧红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衣食不保的生活;也因为时局的动荡与物质上的匮乏,导致其郁郁寡欢悲情而终。在这层意义上,这半年的确是萧红的“黄金时代”。

电影里有很多关于吃的场面:二萧在破旧的房间开心且贪婪地嚼着黑面包蘸盐,参加文青聚会时无视地不停吃着放在桌面的饼干,难得打牙祭时萧红对肉丸的不可抑制的馋,甚至是后来临终前大口啃着端木从外面带回来的苹果-—吃,对萧红太重要了。自她第二次离家出走流浪哈尔滨后,众叛亲离朝不保夕。一个弱女子,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衣凉鞋向亲戚乞食却遭拒—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又回到了曾经逃婚的未婚夫汪恩甲的怀抱。她不是有些粗浅的人士所指责的“贱”,她只是象每个人所做的一样,向生活低下了头颅。

据说当初许鞍华想拍一部两条线的电影—丁玲与萧红。但考虑到政治原因,或者说考虑到影片发行前的审查而放弃了丁玲这条线。实际上,丁玲也是极具话题的人物,更开放且绯闻更多,甚至还扯上了领袖。在这部片子里,丁玲的镜头不少,但并不突出。这也是许鞍华希望的结果,记住萧红一个人的形象就够了,其他的人皆可以忽略。虽然,那些在片中频频出来评论萧红的她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可以拍一部三小时的电影。

可真正的文青对电影又有很多遗憾。影片除了对萧红的凄苦生活以及不断的感情纠纷浓墨重彩外,忽视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刻苦执着以及在当时文坛的成就与地位。比如最后一位登场的屌丝文青骆宾基,应该是仰慕萧红许久并一直追寻着她足迹才奔赴香港的。 自1933年10月出版《跋涉》到1941年5月出版的《呼兰河传》,短短的8年间,萧红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一本全版《红楼梦》只有73万字,你可以感受一下这用钢笔写出的100万字的份量。更何况,在这8年间,她颠沛流离,辗转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多地。她的写作成就,被鲁迅认为在冰心丁玲等当红作家之上。个人认为,其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在上海与北京的温室里被神化的张爱玲与林徽因之上。这部电影的编剧李樯强调,萧红作品的原创性与源头性很高,独创性高过张爱玲。是的,综观她的那些长命的朋友们,也只有聂绀弩可与之相提并论,至于萧军/端木/胡风等,更多的是在阶级斗争中消磨了文学上的才华。而在延安的滚滚革命洪流中,萧红大胆地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何其的真诚与勇敢。对于萧红来说,她的每次选择很简单,就像她一直期待的那样“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好好写作”。

可以看出,李樯与许鞍华为这部电影做了大量的功课,糅合了萧红众多朋友以朋友后人留下的文字记录,大量的旁白与文史性描述贯穿全片。影片给大家还原了一个基本真实的萧红: 叛逆,软弱,爱美,敏感,固执,多情…..尽量不偏不倚。如果以地点划分,影片重点突出了四段,哈尔滨,上海,其他,香港; 如果以人物划分,则是萧军前,萧军,端木。甚至是在汪恩甲之前与远方表哥的北京之行也被记录。这些记录本来就有各种纷争,诸如多人对端木的怀疑以及端木家人的自辩,朋友们对萧红第二个孩子夭折的猜测,萧红与骆宾基在其最后四十多天的一段情是否存在等等。也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纷争,才造就了一个悲惨却也神秘的萧红。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那个时代作家们。如萧红般早早凋零的,带着遗憾在困苦中离去;幸存到解放后的,不幸却遇上了文革,同样也是在困苦中挣扎。在《黄金时代》这部电影里,萧红也从未掉过眼泪,哪怕是挺着大肚子摔倒在码头后仰望着星空,她竟然微笑着睡去。事实上,萧红自武汉去重庆有一个位友人之妻同行。这样改编过的剧情,应该是许鞍华的蓄意而为。这一个小小的精彩的嘴角微笑,体现了萧红微小的强大,也泄漏了导演的秘密。终身未婚的许鞍华,对萧红有独特的情怀,也在萧红身上寄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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