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邓超(英文名:dèng chāo卡塔 尔(阿拉伯

2019-11-21 18:14 来源:未知

(载南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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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曹保平导演,段奕宏、邓超、郭涛等主演的《烈日灼心》正在热映,电影讲述的是三个杀人犯的救赎故事。罪与罚,不仅检验着人性的深度,更触及了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难题:我们该以怎么的态度对待这些渴望救赎的有罪之人?

      《烈日灼心》是中国内地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电影成功的前提是故事,是剧本。这部电影改编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对电影的强烈好感促使我开始关注这部长篇小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的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于是,我走进了这部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开始了一段烈日灼心般的自我救赎之路。

(一)原谅的难度

        这不是一部很好读的长篇小说。它是一部侦探小说,小说中的迷雾一层又一层,读者你会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侦破案情的角色中来。但当我们发现弥天灭门大案的凶手时,你反而又不想知道真实的答案,这是一部真正的人性小说。中国这个国度没有宗教,我们缺乏一种救赎心理,但这不代表我们不知道自我忏悔。作者须一瓜很睿智地设计了一个弥天灭门大案,她就是想通过这样三位“正直的坏人”的自我救赎之路,来呼唤当今社会微弱的善良之光。

电影中邓超和郭涛精确动人的演技,着实令观众心生恻隐。观影结束,同行的朋友甚至认为邓超饰演的辛小丰很值得同情,即便他与十几年前的那起“强奸灭门”惨案有涉。不过,跳脱出电影,假如我们身边就生活着这样一个有罪之人,我们真的会以如此宽容的态度对待他吗?

        小说的可取之处就是作者塑造了三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哥杨自道救人无数,即使自己被抢,他也不愿报警,他不希望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杨自道和伊谷夏的感情线索是本部小说的泪点之一;辛小丰是一位敢于拼命的协警。他把工作中的每一次行动都记在了一个小本子里,以完成自己内心的救赎和忏悔。他和警察伊谷春的兄弟情义也让读者为人动容。小说插入了一段辛小丰和台湾老板的感情经历。这是辛小丰内心复杂性格的一个完美呈现,这也是电影改编比较大的地方。我还是觉得小说对这位协警辛小丰的细节处理更符合这位人物的性格特征;鱼排工陈比觉是一位热爱天文的文艺青年。本可以上大学深造的高材生却做着最艰苦、最枯燥的体力劳动。陈比觉和他们收养的女儿尾巴感情最好,这段情节给这部纯正男人小说注入了更多的温情和感动。三个罪犯,他们虽然暂时躲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用自己的行为来赎罪。读者在阅读时已经原谅了这三位“正直的坏人”。其实,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也在进行一次自我的忏悔,这是作者须一瓜希望小说达到的效果。

“蜘蛛侠”安德鲁·加菲尔德早前曾主演过一部优秀的独立电影《男孩A》(2007)。主人公杰克是个受到老师家长冷落的少年,他和唯一的朋友菲利普整天厮混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小树林里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少女。24岁时,杰克获得假释出狱,他有了新名字新房子新工作新生活新朋友。此时的杰克工作勤恳、为人善良而真诚。可好景不长,多年前的命案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小报们时刻在关注这个少年杀人犯,网上也炒起了悬赏金……整个社会无法容忍杰克开始新的生活,最后孤立而痛苦的杰克选择了自杀。

澳门新葡萄京集团3522,        作者须一瓜曾在2013年获得华语传媒大奖和最具潜力的新生代作家称号。最初,她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太阳黑子》是须一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多年中短篇小说的历练,使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丝毫没有半点冗长的味道。小说每一章内容都自成体系,紧张而又生动。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也是值得推崇的。特别是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天界山的房东卓生发,这是一位线索性人物。因为他的窃听,这个灭门案情才慢慢浮出水面。小说也有意把卓生发的内心独白放在每一完整章节的背后。刚开始阅读时,读者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当我们深入到这位房东的内心,我们才感觉这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人物之一。如果说,三位主人公是正直的坏人,这位卓生发就是阴暗的好人。人性的复杂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得非常到位。小说的最后,作者通过伊谷夏的言语已经揭露出这位房东的形象,“你是一个好人,但你懦弱,不负责任,你才是真正的坏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过自我救赎的念头,我们在犯错时是否敢于担当。

作为一名观众时,我们很容易被打动,愿意给予原谅,可如果事情真发生在自己身边,我们往往有所保留。

        中国的长篇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这部小说却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是比较出色的。卓生发和三位罪犯的对比揭示人性的复杂和神秘;伊谷春和辛小丰的对比,他们亦敌亦友,惺惺相惜而又彼此猜忌;伊谷夏和伊谷春兄妹的性格完全不同,但兄妹俩都想走进这有温度的铁三角的内心;三位生死兄弟的性格也有所不同。读者在比较中思考,在比较中权衡,我们在比较中逐渐走进作者塑造的每一位角色;象征手法在本部小说的运用也是比较出彩的。小说第五章“寂寞而明亮的教堂”的象征,作者有意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三位正直的坏人和房东卓生发都安放在了教堂这个具有忏悔意味的地点。微弱的忏悔之光正普照大地,而内心阴暗的房东卓生发是永远体会不到这微弱的带有温度的教堂之光的。小说里的大榕树似乎也很有灵性,它对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法律不会原谅每一个罪犯,但我们的内心会。作者通过这颗带有魔力的大榕树,告诉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我们已经原谅你们了。人性的光芒已经照到我们每一位读到此书的读者身上。

时下日本的图书销售市场,一本名为《绝歌》的作品屡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绝歌》竟是十八年前日本神户连环杀童事件凶手以“前少年A”为名出版的手记。即便该出版社以杀人犯文笔很好为由出版,但却遭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强烈批判。

        这是一部很优秀的小说。虽然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在思想上离经典还差很多,但这部小说所呼唤的微弱的善良之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会唤起自己的那份残缺的、久违的救赎之路。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小说还是值得我们去铭记在心的。太阳普照大地,但万能的太阳也有我们无法知道的缺点和漏洞,就像太阳黑子一样,人性的复杂更是如此。情和理始终是对矛盾体,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很漫长,但我更希望我们敢于重新审视这条救赎之路,而这条路我希望能越走越长……。

原谅的难度并不在于我们是相信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是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在于罪孽太过深重。是的,此时的杰克和“前少年A”像极了好人,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将他之前的魔鬼罪行抹除得一干二净呢?如果他得到了豁免,那么他之前残忍杀害的生命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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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选择题。在李沧东导演的《密阳》(2007,获第6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李廷香导演的《今天》(2011,宋慧乔主演),主人公在面对亲人被无辜杀害的刻骨悲痛时,都曾试图选择原谅,因为身边的人劝告她们,唯有原谅才能解脱。但她们非但没有得到救赎,反而将自己逼入精神的绝境——因为加害者根本无需她们的原谅,他们早已解脱。

李沧东和李廷香最后给出答案:不原谅。导演们指出宗教的虚妄、原谅的虚妄,因为谁都没有资格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谁都没有资格代替受害者去接受原谅,谁也没有资格要求受害者的家属宽恕痛彻骨髓的伤害。

(二)“他从后门出去,我走了前门”

原谅与否,是导演们面对有罪之人的一种思考维度。不过,小说家们似乎更乐于勘探人性。他们好奇的是:杀人犯的罪孽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将一个良善之人引向罪恶的深渊?而这一罪孽,离芸芸众生的我们,又有多远?

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曾对这一问题做过令人难忘的探索。1959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惨案,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卡波特从报纸看到这则新闻,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记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

卡波特将大量笔墨倾注在杀人犯佩里身上,读者可以看见杀人魔背后被损害、被碾压、被侮辱的一生。他身世多舛,经历坎坷,别人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奢望,但他心怀梦想、从未放弃尊严和对美的热爱。因此他的性格敏感又脆弱、自尊又自卑、善良又残忍。

据传卡波特与佩里在大量通信和面谈后产生了强烈的依恋,甚至发生了超亲密的关系。在卡波特同名传记电影里,当卡波特的朋友问他,你是否爱上了佩里?卡波特如是回答:“我与佩里像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只是有一天佩里从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换言之,在佩里的身上,卡波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冷血》的意义在于对人性这一复杂性的揭示:善与恶,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它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斑驳的中间地带;那些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罪孽,也并非与我们遥不可及,如果我们置身于他的处境,也不见得会做得更好。善与恶的分野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于你走了前门他走了后门之间,这是人性的复杂性、暧昧性和脆弱性所在。

《烈日灼心》改编自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太阳黑子》之所以没有落入一般侦探类型小说的俗套中,正在于须一瓜对人性的执着。与卡波特不同的是,须一瓜是借由人物在罪孽之后的痛苦救赎以测量人性的深度。

命案之后,三兄弟饱受煎熬。十几年来,他们离群索居,少言寡语,为了自我救赎,拼命做好事。开出租的杨自道,技术超强,助人为乐的事数不胜数;在渔排做苦力的陈比觉,吃苦耐累常人难比;做协警的辛小丰,遇到险事勇往直前,生死不顾。他们一同收养了一个叫尾巴的弃婴,穷尽一切让尾巴过得幸福。罪孽有多深重,救赎就有多深重。

卡波特“爱”上了他笔下的佩里,在须一瓜的笔下和曹保平的镜头里,辛小丰尤其令人心碎。当我们从加害者的立场出发,看到的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三)让法律的归法律,让情感的归情感

那我们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一个有罪之人?

毫无疑问,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没有人有资格谈及原谅与否,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加害者的立场,前门后门一念之差,以及罪孽背后沉重的救赎和不为人知的恻隐柔情,又让我们心生迟疑。

好在《太阳黑子》和《烈日灼心》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答。在小说的最后,三兄弟被捕,并被注射死刑(电影对三人的罪行和结局有大改动)。须一瓜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写道,“法律有时候不近情理”,但“法律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东西,没有法律,这个社会就失去秩序,没有秩序,我们就沦为动物世界”,因此“不近情理是法律折衷的代价”,我们仍必须“不折不扣地遵从它、执行它”。

简而言之,让法律的归法律,让情感的归情感;你可以为辛小丰泪流,但他若触碰了法律,该死就必须死。

这其实也厘清了一个关键区别:犯罪与罪恶感。犯罪是一个法律事实,犯罪嫌疑人的身世、经历、品格、道德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在法律面前,没有“你弱你有理”之说,一旦你触碰了法律,你就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接受制裁。这不容挑战和质疑,也没有任何商量、说情和原谅的余地。

而罪恶感则有所不同,它属于个人道德层面,是建立在个体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基础上的。只有深刻认识到错误之人,才会产生罪恶感,也只有具备罪恶感,人才会有救赎的渴望和向善的欲求。法理层面,我们无权原谅犯罪,但在情理上,我们却可以给那些渴望救赎的灵魂予同情。

这绝不是滥发同情卡。唯有认清人性的边缘地带,我们才能看清自己身上的恶,才能明白坚守底线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与其说是宽宥他们,毋宁说是宽宥脆弱的人性,并经由他们的错误,我们纠正了那一部分有罪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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